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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访华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

　　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访华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习近平请梅德韦杰夫转达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指出中共二十大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我们有充足底气、充分信心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提供更多机遇。中国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长期开展机制化交往，成为巩固中俄政治互信、推进两国互利合作、展现两国战略协作的独特渠道和平台，为新时代中俄关系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中俄执政党交往迈入“第三个10年”。希望两党继续围绕治国理政经验、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政党国际多边合作等深入交流，就执政党建设互学互鉴，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指出，过去10年，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健康稳定高水平发展。中俄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双方基于各自国情作出的长远战略选择。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把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推向前进，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1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访华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习近平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希望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开展全面对话，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安全领域共同关切。

　　梅德韦杰夫首先转交普京总统致习近平主席的亲署信，转达普京对习近平的友好问候和美好祝愿。梅德韦杰夫热烈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祝贺中共二十大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更大发展不仅造福14亿中国人民，对整个世界也意义重大，相信中共二十大作出的决策部署将得到有效落实。统一俄罗斯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俄中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两党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开展了广泛交流合作。统一俄罗斯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推进两国经贸、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共同抵制外部施加的各种压力和不公正措施，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乌克兰危机事出有因，十分复杂，俄罗斯愿意通过和谈解决面临的问题。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其它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王毅等参加会见。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01版）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