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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囤药不如囤“好身体”【防疫小贴士】（76）******

感染新冠病毒后如何用药

是大家广为关注的问题

下面

请专家来进行解答

应对新冠病毒

有“特效药”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无论是西药、中药，都不存在“特效药”，更没有“神药”。一般患者用普通的感冒药即可，也不用特别追求哪一种药，包括“三药三方”，当地产的常用感冒药也完全可用。

　　感染新冠病毒后，严格意义来说，中药和西药的作用只是辅助治疗，帮助减轻一些症状，控制病情发展，减少转为重症的风险。即使“小分子特效药”，它的机理也只是抑制病毒复制，并不能根除病毒。而且，这类药的治疗窗口期比较窄，只在感染后的5天内有效，且不宜与他汀类药物等联合使用。

　　感染新冠病毒后，用药时一定要理智，合理用药，还要有些耐心，药物发挥作用要有一定时间。切记没有神药，没有特效药。更忌有病乱服药、无目的联合用药，反而容易产生药害。对抗新冠病毒的“主力”是自身免疫力。因此，囤药不如囤“好身体”。调整好身体状态，注意休息，适量多饮水，多吃新鲜水果蔬菜，保证营养的摄入，保持良好的情绪，提高机体免疫力，才是顺利度过感染过程的最重要因素。

什么情况有必要使用抗病毒药物

能否自行服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目前新冠病毒感染后大部分表现为轻型或无症状，但仍然有少数感染者，包括老年人尤其是没有疫苗接种的老年人以及有严重基础病者可出现重症，或诱发基础病加重。

　　我国第九版诊疗方案建议，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应用抗病毒治疗以缓解症状、缩短病程、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

　　目前有三种抗病毒药物，其中新冠单克隆抗体，需要静脉给药，只能在医院住院使用。另外两种小分子口服抗病毒药物是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合剂和阿兹夫定。

　　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合剂可以有效降低重症风险，适应证人群是轻型和普通型，使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老年人和有基础病者常常口服多种药物，如使用辛伐他汀、洛伐他汀、胺碘酮等就不能使用奈玛特韦，还有些药物相对禁忌使用，因此，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阿兹夫定在妊娠期和哺乳期不宜使用，中重度肝肾功能损伤患者也要慎用，因此，也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抗病毒药物

可以用于预防性治疗吗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

　　高龄老人，尤其是有基础病、没有接种疫苗的高龄老人，属于高风险人群，面对疫情要早发现早干预。一些口服的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可以在发病或感染得到明确诊断后尽早使用，一般在5天内使用。

　　这类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存在与其他不少药物相互作用的问题，也会有一些副作用，因此务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此外，研究显示，这类药物不能用于预防性治疗，对重症患者的效果也不明显。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健康中国、新华社、央视网、央广网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